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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第2页）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

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

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

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

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

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

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低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

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

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

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

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

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

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

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

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

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与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

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

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

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