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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难报三春晖（第1页）

被妈妈视作很“要紧的”

读书，并没有使我给妈妈带来多少欣慰。

1968年，我被分到山东省新汶矿务局参加革命工作。

那一

年，妈妈63岁。

我知道，那是在系里和班里操纵权力的几个造反派弟兄要我为父亲继续“赎罪”

的革命举措。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没有申诉的权利，唯有“服从分配”

。

妈妈一人留在上海，而我到山东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去了。

1969年，嫂子生小孩。

我将妈妈从上海接出，送到天津哥哥家。

妈妈从此离开了上海。

我的侄女出生不到100天，哥哥嫂嫂又在“6.26大潮”

的裹挟下，全家迁徙到宁夏六盘山区的西吉县。

路途渺茫，祖孙两人

母亲精神一老一小，难以随行，加上那几天小侄女又在发烧，我决定把妈妈和这个弱小的女婴一起带到山东禹村。

矿区生活很艰苦，每当看见妈妈与我们一起吃那难以下咽的粗粮窝窝头时，我的心中充满着酸楚的负疚感。

1973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

是年5月，哥哥嫂嫂从西吉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

7月，我将妈妈又一次送到哥哥嫂嫂家。

途经北京时，当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张朝阳接待了我们母子俩，为我们提供了住宿的方便。

我趁机陪妈妈游览了**广场、故宫和颐和园。

虽然，那时的银川也并不富饶，但素有“塞外江南”

之称的银川平原，有妈妈喜欢的大米，更重要的是有哥哥嫂嫂悉心的照顾，妈妈的生活才安定了下来。

笑傲苦难

1974年暑假和1976年暑假，我曾两次到银川探望妈妈，其余的时间都是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度过。

1978年，我考回母校攻读发展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198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教育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