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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nglish（第1页）

有朋友在手机上发给我一个段子：“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应给利息’的同学后来当了银行家；读成‘阴沟里洗’的成了菜贩子；读成‘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成‘应改历史’的成了政治家；读成‘英国里去’的成了新华侨；而我不小心读成‘应该累死’，结果成了个打工仔。”

我看到后乐不可支，立即回了一段，说：“我小时候没进过双语幼儿园，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english是什么东西。”

english，对于中国学人来说，真是个又爱又恨的东西！

古时的学者青灯黄卷，面壁十年，读的是经书，如今的学者，花在读english上的时间，大大超过学习专业的时间，消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读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

进入大学后依然学俄语。

大一时我曾到外文书店买过一本俄文版的捷普洛夫《心理学》，实际上是当时苏联中等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教材。

一有空，我就翻辞典，读原著，试图提高自己俄语的专业阅读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后，我主编的《心理学教程》，被教育部定为建国后的第四套中师心理学教科书，冥冥之中与此是否有点因缘，就不得而知了。

那年头，正是中苏交恶的时期，但我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减弱。

那时候的学习，还没有功利到如今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的深厚文化底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产生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民族，他们使用的俄语一直是我的钟爱。

我在那本64开的俄汉小词典的扉页上写着“我喜欢沉浸在词典的海洋里”

以自策。

读研后，杜殿坤教授为我和金瑜开设俄语课。

作为研究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而著名的教育学家，杜殿坤教授为了提高我们的真实功力，主张我们阅读俄语文学作品和查俄文原版词典，于是，我有了两本16开的俄汉和汉俄大辞典。

由于杜老师的课堂妙趣横生，叶澜、吴立岗、张惠芳等也都来听课。

但在心理学领域里，英语始终是强势语言，英语文献铺天盖地。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留学、进修也都是去西方国家，主要是英语国家。

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英文更是条绕不过去的坎。

我不得不把学外语的主力由俄语改为英语。

研二时开始学习“第二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