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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自足的星团（第2页）

乡村退休干部凭着丰富的经验，一方面能够动员维持组织发展的资源并有效调动会众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乡村中的能人毕竟有限，人选神定的轮换制需要储备大量的人选，而精英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乡村干部。

这些人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关系和地方知识显然对一些缺乏能人资源的青苗会，尤其是小村，有很大的吸引力。

城隍庙与迎神赛会是公共空间的缩影。

汉人类学家把城隍庙看做阴间的官府和现世官僚祭祀参拜之地，其实城隍庙更是民众常去的地方，洮人把城隍庙看做“农民的文化宫”

，在洮州旧城的龙神殿上赫然写着“洮州农民文化宫”

的字样，当然这是相当晚近的事，不过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

过去乡村会首、头面人物和地方官商议赛会之事均在城隍庙里进行。

时至2006年5月，新城城隍庙依然是官民接洽的地方。

罗威廉发现在汉口没有具有国家标示的城隍庙、钟楼和鼓楼，据此认为那里有“市民社会”

的因素，很值得商榷。

对于洮州地方来说，代表洮州18个基层社会民众的龙神祠就设在城隍庙，青苗会总会的办公地点也设在城隍庙，你说那是“官”

的象征，更可以说那是“民”

的所在，也可以说那是官民相得的地方。

我观察到，县上的领导、镇长、派出所所长与会首商谈关于举办“洮州民俗文化节”

事宜，商谈筹款、治安的措施时，一改过去行政命令的做法，进入协商与对话的状态。

比如在关于举办迎神赛会的协商中，政府像过去地方官一样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坚持“不出事”

的原则，敦促青苗会在公共场合自律;青苗会所坚持的底线是不动俗制，在仪式举办的方式、内容、程序和时间安排上按传统习惯办事。

最能体现平等交流的是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迎神赛会是庙会的高潮，它生动地展示了民间的力量，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存在。

代表国家的地方官有义务参加仪式，当他完成开幕程序后便退出仪式，把整个市镇留给人民，让他们尽情地狂欢和发泄。

在庆典中，地方名流、商会代表和青苗会会首走在队伍的显眼位置中，龙神身着黄袍，头戴官帽，龙轿前后簇拥着皇家气派般的仪仗，这一切都是在“界定和重塑一个场所及其边界的一种途径”

，如王斯福认为的那样，具有在国家之外形成一种对话和交流渠道的潜力。

笔者把这看成是一种间接地向国家陈述的举动，虽然其中似乎有某种“市民社会”

（civilsociety）的碎片，但这种舶来品带有太多的欧美气息，学界多不采用这个概念。

7.3.2社会再分配

青苗会不是完全置身于生产过程的看青组织，它的职能范围涵盖了仪式、防御、抚恤和公共管理等多项内容，因此它的合理定位应是“社会组织”

。

社会再分配的最完备形式当属中国的大家族，林耀华先生笔下的义序大家族和金翼之家是其代表。

家庭成员在父系家长的领导下，集中劳动力、劳动产品或收入，实行合产共炊，统一消费。

再分配往往与农业社会有关，哈里斯解释说人们必须在需要之外多生产一部分产品以防歉收之虞。

洮州青苗会所惯行的钱粮制度、互助制度和抚恤制度具有社会再分配的性质，这也许是青苗会组织自主性的物质基础。

（1）钱粮的收与用

任何一个发挥实际作用的组织一定会有财务来支撑其组织活动。

在宗族研究中，族田族产是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变量，陈翰笙、林耀华、弗里德曼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强调族田对宗族组织的重要性，然而在洮州这样一个土地生产率很低的自耕农社会，公田相对较少。

据我的调查，各地龙神庙所拥有的香火田（洮州叫“香烟地”

）大致在3—5亩，甚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