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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更为重要的是，&ldo;志愿者&rdo;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

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

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

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

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ldo;政治家族化&rdo;（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ldo;政治衰败&rdo;。

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

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

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

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

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

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

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此外，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

但如果普通党员成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就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

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存在于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无所作为。

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那么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

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

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而且会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ldo;社会认同&rdo;、&ldo;社会业绩&rdo;等概念替代现有的&ldo;党龄&rdo;、&ldo;行政级别&rdo;等概念，那么这个党会成为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3日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ldo;社会管理&rdo;、&ldo;管理创新&rdo;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

在中国，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