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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1页）

可怜的大夫，……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位精神病科医生的四十年临床经验也无能为力了。

始终也没把真相告诉他，而如果告诉他，他也可能不会相信……这一切症状、反射和综合症候都是哈赛尔教授在凯尼斯堡大学的医院中训练和&ldo;传授&rdo;给伊瓦绍娃的。

当时，塔曼采夫却对她产生了怀疑。

有趣的是，他第一次看到伊瓦绍娃时，就把自己领的那份白糖送给了她，正如他后来对我承认的那样，当时他&ldo;差点儿没难过得落泪&rdo;。

当塔曼采夫第四次，也许是第五次看到她时，他发现这个女人在走过有暖气的货车旁边时，她边呼唤着儿子，边不时地望着放在月台上的武器装备，似乎在点数目。

傍晚时，塔曼采夫尾随着她进了城，并在一条到处是废墟的大街上及时躲在瓦砾堆后面，他还来得及看见，这个老妇人如何把攥在手里的一个小镜片在眼前一晃，这是为了在走路时不必转身就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人在盯梢。

半小时后，她把塔曼采夫带到了一幢旧房子跟前，我们后来就是在这里的地下室抓到报务员的，我们还没收了发报机。

不过，就在那一瞬间，当塔曼采夫发现了小镜子并躲进瓦砾堆时，&ldo;安娜&iddot;伊瓦绍娃&rdo;（未能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这个德军军事机关的高级特务的命运就注定完蛋了。

显然，她是一位已经俄罗斯化了的德国女人。

一星期后，我在审讯时同她见面了：她的目光非常理智和冷静，双唇紧闭着，摆出一副骄傲的架势，整个面貌流露出轻蔑和仇恨的表情。

她坚决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一直沉默到最后，然而，由于报务员作证和其他物证俱在，她终于被判处死刑并立即被处决了。

由于在前线死了两个儿子而得了精神病，这样的女人……是非常好的、别出心裁的一种伪装，它可以利用，而且可以说是滥用正常人都有的那种伟大感情…对母亲的爱。

&ldo;伊瓦绍娃&rdo;在我们作战后方的交通要道整整活动了四个星期。

我们红军在这一个月之内由于她的特务活动而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代价，一想到这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在利达市，起飞之前，我和波里亚可夫把一切都研究了一遍，一起都确定下来了。

简单说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如下：

对来往军用列车的观察是在别洛斯托克市或者可能是在戈罗德诺市进行的。

这是一种固定的监视，因为敌人的流动哨或乘车者在有严密护卫的铁路交通要道待上几昼夜或更多时间……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进行监视的不是一个人，起码是两个人。

在运火箭炮（&ldo;卡秋莎&rdo;时），每一个站台上都有哨兵，武器被帆布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里边还放有各种木架和干草，以便改变这些武器的外形。

因此，要确定火车上装运的就是&ldo;卡秋莎&rdo;火箭炮，而且还要辨认出从爱姆十三到爱姆三十一各种型号的火箭炮来，就只有观察能力很强的高级专家、受过极好的军事教育和间谍训练的人才可能做到，而且他们必须是在近一两年之内接受的训练，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通晓新的军事技术的人。

我们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都是从了解铁路交通要道的规章制度着手工作的。

原来，任何无关人员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呆在铁路线上，待在列车段和服务楼中而不被人发觉是不可能的。

警备司令部的两人一组的巡逻哨兵都在极其严格地执行任务，他们确实是警惕性很高的；只要我们在军用列车旁闲逛一会儿，他们就马上注意到我们并要求出示证件。

在非军人旅客的候车室、月台和车站周围都有哨兵，这些地方都处于交通民警和国家安全局人员的通宵监视之下。

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从该城市解放时起就实行了这种严格的制度。

在这两个城市的火车站里，我一直有一种内疚的感觉，特别是在戈罗德诺。

在那些铁路线上，停有近十列军用列车，车来车往，川流不息，这种繁忙景象已有近两个月的时间。

军队和装备不停地运往前线，但还在人员和装备到达之前，停车地点和集中地点就被人知道了。

我望着人们也不知道、在军用列车周围跑来跑去的官兵们，有时就想，敌特已经在我军后方活动一个月了，想到这里，我的后背便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

了解了两个车站上的保卫制度之后，我确信，进行监视的不只是乘车者和流动哨，还可能有固定在一个地方进行观察的人，而且最有可能是铁路员工。

根据经验我知道，在刚解放的地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敌特力图混入铁路运输系统，而且他们并不想爬上领导岗位。

他们更愿意干下层工作……列车编组员、给油工人、扳道员等等，这使他们有更多时间在车站上来来往往，并与很多铁路员工和主要是军人过路旅客接触。

自然，不光是敌特想到铁路系统工作，想到铁路系统工作的还有那些打算取得某些好处的人，以及想比城里的工人取得更高标准的食品供应和过冬燃料的人。

在戈罗德诺和别洛斯托克有六百多人同火车的各种服务性工作，技术检查和走行部分的检修工作以及正在运行的军用列车的改组工作有关。

从这几百人中，我们挑出了十三个人，他们的最近几年的经历不大清楚，他们都曾在德军占领地区生活过，并且改变过地址，现在又没有任何足以证明他们在这几年中间从事过什么工作的可靠材料。

在两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几份自相矛盾的材料，不知为什么这种矛盾没有被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