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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

自治权是近代大学的主要特征和必要条件的论断（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6.），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

有的学者通过分析欧洲近代大学的学术自治的缘起与内涵，以此观照中国古代教育机构的自治权，进而认为中国古代书院是没有自治权的教育组织。

作为宋代以来公认的学术研究与传播的重要机构，书院学术创新机制是否完全与自治权没有关系呢？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书院真的没有自治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书院的自治权与西方近代大学的自治权的异同何在？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书院办学性质时必须作出有效解释的问题。

一、古代书院的自治权

书院是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

因而，许多学者都肯定书院是一种私学教育组织，或是一种官学外的独立教育机构。

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使得书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主创建书院

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和修复书院，以便能研究与传播学术思想。

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学者们很难利用官方的教育机构宣讲与研究学术，他们转而创建书院以作为研究与讲习之所，讲学成为创建书院的主要推动力。

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

（黄以周.儆季杂著七种.史学略四·论书院.清光绪年间刊本.）

南宋大多数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曾创建或修复过书院，他们的学术生涯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在其出生地福建先后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而且还修复了白鹿洞、岳麓这两所闻名天下的书院，这些书院成为朱熹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基地，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以书院为依托建构完成的。

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与其父张浚一起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婺学的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的陈傅良创建仙岩书院。

南宋的讲学之风并未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而消失，元代统治者在允许南宋遗民创建书院继续讲学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学者在北方创建书院，程朱理学由此而向北拓展。

明代心学虽然是以程朱理学的对立学派出现的，但其代表人物却沿用了程朱理学家研究与传播学术的方式——创建书院，并以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心学的基地。

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后，先后创建和修复龙冈、濂溪、稽山等书院研究与传播心学。

王门弟子遍布各地，有浙中、江右、南中、泰州等七个学派，他们同样创建书院作为学术基地。

与王阳明相互激扬的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在50年的讲学生涯中，创建并讲学于多所书院，以宣讲他主张的“随处体认天理”

的心学思想。

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在文教方面加强了控制，但自康熙年间开始，学者们可以自由创建书院。

在地方官吏和士绅的支持下，乾嘉学派学者创建了多所书院，汉学家阮元利用担任地方大员的便利条件，创建了专门研究与传播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将其作为研究与传播汉学的基地，邀请多位汉学家前往讲学与驻院研究。

（二）独立的办学理念

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为科举储才是其主要职能。

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

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圜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杨东平.大学精神.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21.）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

而书院的办学理念则表现出独立性，书院强调通过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

，最终实现把握领悟最高哲学本体的目的，即所谓的“讲学明道”

。

确立这样的办学理念是与宋代理学家的学术理想息息相关的。

在他们看来，士人可以通过“道问学”

的方式实现自身道德的提升，从而达到把握终极真理的境界。

这样，对“理”

这一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探索，就从自然领域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伦理修养上来了，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成为儒家的共识，追求“为己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