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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

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辩护方的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

克莱曼问前田：&ldo;你说日本学校的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

请你告诉我，难道在日本的小学课程里不教日本语文吗？&rdo;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

卫勃庭长当即说：&ldo;真是没有道理！

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rdo;

克莱曼颇有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解释道：&ldo;如果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

&rdo;庭长回答：&ldo;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

&rdo;于是克莱曼不紧不慢地说：&ldo;好。

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数学课呢？&rdo;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ldo;这扯得也太远了。

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

&rdo;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ldo;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

&rdo;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ldo;那就请继续发问吧。

&rdo;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ldo;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rdo;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

庭长向证人说道：&ldo;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

&rdo;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ldo;问题&rdo;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ldo;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rdo;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

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

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ldo;柏林封锁&rdo;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

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ldo;国家律师制&rdo;，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ldo;检方律师&rdo;。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