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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

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没有能成为锡予先生的授业弟子。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大概是1947年，锡予先生开&ldo;魏晋玄学&rdo;这一门课，课堂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

这真是天赐良机，我焉能放过!解放前的教授，相对来讲社会地位高，工资收入丰，存在决定意识，这样就&ldo;决定&rdo;出来了&ldo;教授架子&rdo;。

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没有架子的也得学着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

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有没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

但是，在锡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何从端起!而且听先生讲课，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

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锡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的笔记，巨细不遗。

这一大本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只是&ldo;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rdo;了，有朝一日总会重见天日的。

这样一来，我就自认为是锡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个夙愿。

锡予先生对我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他让我从红楼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里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闻而觳觫的特务机关东厂，是专杀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狱，据说当年的水牢还有遗迹保留着。

&ldo;庭院深深深几许&rdo;，我住在最里面一个院子里，里面堆满考古挖掘出土的汉代砖棺，阴气森森，传说是闹鬼的凶宅之一。

晚上没有人敢来找我，除非他在门房打听得万分清楚：季羡林确是在家里，才敢迈步走进。

我也并非&ldo;季大胆&rdo;，只是在欧洲十年多，受了&ldo;西化&rdo;，成了一个&ldo;无鬼论&rdo;者，所以能处之泰然。

夏夜昏黑，我经常在缕缕的马樱花香中，怡然入梦。

当时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简政。

只有一个校长胡适之先生，还经常不在学校，并没有什么副校长。

一个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一个秘书长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

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各设院长一人。

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校院长联席会，什么系主任联席会。

专就文学院而论，锡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等现在非开上无数次会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时一次会也不开，锡予先生一个人说了算。

大概因为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娄子。

我们系里遇到麻烦，我总去找锡予先生，他不动声色，帮我解除了困难。

他还帮我在学校图书馆中要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书都从书库中提到我的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马理女士当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

室内窗明几净，我心旷神怡。

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

我的文章写出后，首先送给锡予先生，请求指正。

他的意见，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总都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