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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表面上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

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

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

依稀记得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ldo;学我者死。

&rdo;&ldo;死&rdo;，不是生死的&ldo;死&rdo;，而是僵死，没有前途。

这一句话对我们发扬元任先生的学术传统也很有意义。

我们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过的道路，不能完全应用元任先生应用过的方法，那样就会&ldo;死&rdo;。

第二条道路就是根据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径，这样才能&ldo;活&rdo;。

这里我必须多说上几句。

首先我要说，既然20世纪的科学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观的，而且这种科学方法决不是只限于西方。

20世纪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学方法等等，垄断了全世界的时代。

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必然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观的方法。

不管科学家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我没有能读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断，即使元任先生是东方语言大师，毕生研究的主要是汉语，他也很难逃脱掉这一个全世纪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

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观的分析的方法。

他那谁也不能否认的辉煌的成绩，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

就是有人想要跟踪他的足迹，使用他的方法，成绩也决不会超越他。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闲时常思考汉语历史发展的问题。

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千年中，汉语不断发展演变，这首先是由内因所决定的。

外因的影响也决不容忽视。

在历史上，汉语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

第一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

佛经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语，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

这次冲击对中国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既深且远，而对汉语本身则影响不甚显著。

第二次冲击是从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运动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语言的影响。

这次冲击来势凶猛，力量极大，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整个面貌。

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文中西方影响也颇显著。

人们只要细心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书的白话文拿来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其间的差异。

按照西方标准，后者确实显得更严密了，更合乎逻辑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语言了。

然而，在五四运动中和稍后，还有人‐‐这些人是当时最有头脑的人‐‐认为，中国语言还不够&ldo;科学&rdo;，还有点模糊，而语言模糊又是脑筋糊涂的表现。

他们想进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语言。

当年曾流行过&ldo;的&rdo;、&ldo;底&rdo;、&ldo;地&rdo;三个字，现在只能当作笑话来看了。

至于极少数人要废除汉字，汉字似乎成了万恶之本，就更为可笑可叹了。

赵元任先生和我们所面对的汉语，就是这样一种汉语。

研究这种汉语，赵先生用的是微观分析的方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再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必须另辟蹊径，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这话说起来似乎极为容易，然而做起来却真万分困难。

目前不但还没有人认真尝试过，连同意我这种看法的人恐怕都不会有很多。